背景
使用「方言」（非現代標準漢語之其他東亞語言）教授書面中文（漢文）和中國文學（中國文學）一直是台灣和香港爭論的話題。
19 世紀到 20 世紀初，台灣上層階級普遍使用台語教授中國文學。在日本殖民統治的 1908 年至 1938 年間，日本政府引入了一套用日語教授書面中文的「公學校漢文讀本」。1945 年後，國民黨政府接管台灣，改為使用國語（現代標準漢語）進行教學，並導致台語使用的場景及人數在長期趨勢而言持續減少。
在香港，20 世紀以來，廣東話一直是教授中文的主要教學語言，直到 21 世紀的今天，一定比例的香港小學和中學中仍然以廣東話作為中文的教學語言。過去二十年來，香港社會在是否應使用普通話（現代標準漢語）或廣東話教授中文科展開了討論。討論通常牽扯著政治、語言保存以及學習效果等不同面向的考量。
教育
香港的情形
在香港，關於「普教中」（以普通話教授中文）和「廣教中」（以廣東話教授中文）的辯論反映了更廣泛的語言和文化問題。廣東話仍然是大量香港兒童的母語，也是城市的通用語（lingua franca）。主張使用廣東話的支持者認為，這有助於學生以母語學習，而普通話的支持者則指出，這有助於學生了解及學習當代中文文學（20 世紀以來的現代白話文）並掌握現代漢語白話文的書寫技巧。
對於 20 世紀以前的古代中國文學（文言文），以何種語言學習的差異不那麼顯著。事實上，文言文作品在現代可以用包括越南語、韓語和日語在內的多種東亞語言閱讀及發音。
台灣的情況
在台灣，經過國民黨政府半個世紀大力推行國語後，隨著該黨在進入 21 世紀時成為在野黨，復興本地語言成為新執政的民進黨政府關心的課題。自 2001 年以來，小學課綱加入了台語、客語或其他原住民語言的必修課程。不過相比於國語教學的中文課程，課時有限，而且由於原有以國語教學的中文課程仍然存在，小學的台語課程以類似教授第二語言的方式進行教學，內容集中在生活口語及情景對話。
2022 年，台灣進一步在中學引入了台語必修課程，這些課程從口語技能轉向專注包含台語文學在內的讀寫能力，進而引發爭議。支持者認為閱讀和書寫台語的能力對於語言復興至關重要。然而，批評者認為口語和情景教育更實際也更有效。另一種批評者主張應回到 19 世紀用台語教授中文的方法，類似於當前香港的情形，儘管在短期內，由於缺乏熟練的教師，這可能並不實際。
書面語與文學
粵文（書面廣東話）、香港文學和粵語文學
在香港，「粵拼」（Cantonese Pinyin）和「粵文」未在公立學校教授，除了用於教授廣東話作為第二語言的教材外，也不存在政府官方的拼寫指南。然而，廣東話母語者通常能夠流利地閱讀和書寫「粵文」，並能理解基本的粵拼，兩者尤其常見於在即時通訊程式如 WhatsApp 的對話上。大型科技公司推出的語音轉文字技術也支援將口語廣東話轉換成手機上的書面形式粵文。
然而，粵文尚未成為香港城市文學的主流。報紙主要使用現代標準中文書寫，只有少數專欄作家選擇用粵文表達。在書店裡，香港作家通常也用現代中文寫作，以便讓不會說廣東話的中文讀者也能理解。香港文學除了對話部分的主要文本通常亦用現代中文寫作。出版物中唯一的例外，可能是短篇故事或奇聞軼事集，類似於部分社交媒體文章，多數用粵文創作。
台文（書面台語）
在台灣，大多數人缺乏閱讀和書寫台文的能力，不論是漢字還是羅馬拼音形式，因此台文在報紙、社交媒體和書籍出版中都極為罕見。
在公立學校引入「台羅」（台語羅馬拼音）被一些人視為保存語言的有效方法。類似於廣東話拼音在教授廣東話作為第二語言時的作用，台語羅馬拼音可以幫助學生準確發音，減少漢字和國語發音的影響。
在追求語言復興的過程中，有些觀點甚至提倡放棄漢字，僅使用羅馬拼音書寫台語（類似於 20 世紀初越南的改革），以消除現代中文寫作和國語的影響。不論採取何種方式，台灣社會應該面對的事實是，台語需要像第二語言一樣在學校教授（因為家庭教育使用國語，對大多數孩子來說實際上是第二語言），而且台語也已不再是島上的通用語。
語言、文化與文學
問題在於，以特定方言或語言的文學是否對語言保存至關重要，或者文學本質上是否跨越語言邊界，而更多地與文化背景相關。大多數人應會同意，「台灣文學」（Taiwanese Literature）不同於用「台語文學」（Literature written in Taiwanese），前者事實上大多以現代中文（現代白話文）寫成，自 21 世紀以來也已納入台灣的中文教材中（儘管使用國語教授）。
同樣地，如前所述，在香港，香港文學不一定以粵文書寫，且與粵語文學不盡相同。例如，一位住在台灣的香港人能以粵文書寫一篇關於台灣生活的散文，而這或可同時被視為台灣文學及粵語文學。
結論
香港和台灣的案例凸顯了語言、文化和教育之間的複雜關係。是否使用方言教授中文或教授方言文學有教育學上的考慮，但它也觸及文化身份和語言保存的更深層次問題。推動將本地語言納入公立教育的舉措，反映在面對強勢語言時保持既有文化的想望。政策制定者需要提出平衡策略，既考慮教育現場的實際情況，也尊重文化的多樣性及豐富性。
